“大陆是母亲，台湾是妻子，香港是情人，欧洲是外遇。”我对朋友这么说过。
大陆是母亲，不用多说。烧我成灰，我的汉魂唐魄仍然萦绕着那一片后土。那无穷无尽
的故国，四海漂泊的龙族叫她做大陆，壮士登高叫她做九州，英雄落难叫她做江湖。不但是
那片后土，还有那上面正走着的、那下面早歇下的，所有龙族。还有几千年下来还没有演完
的历史，和用了几千年似乎要不够用了的文化。我离开她时才二十一岁呢，再还乡时已六十
四了：“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／回首再来已雪满白头。”长江断奶之痛，历四十三年。洪水
成灾，却没有一滴溅到我唇上。这许多年来，我所以在诗中狂呼着、低呓着中国，无非是一
念耿耿为自己喊魂。不然我真会魂飞魄散，被西潮淘空。
当你的女友已改名玛丽，你怎能送她一首《菩萨蛮》？
乡情落实于地理与人民，而弥漫于历史与文化，其中有实有虚，有形有神，必须兼容，
才能立体。乡情是先天的，自然而然，不像民族主义会起政治的作用。把乡情等同于民族主
义，更在地理、人民、历史、文化之外加上了政府，是一种“四舍五入”的含混观念。朝代
来来去去，强加于人的政治不能持久。所以政治使人分裂而文化使人相亲：我们只听说有文
化，却没听说过武化。要动用武力解放这个、统一那个，都不算文化。汤玛斯·曼逃纳粹，
在异国对记者说：“凡我在处，即为德国。”他说的德国当然是指德国的文化，而非纳粹政
权。同样地，毕卡索因为反对佛朗哥而拒返西班牙，也不是什么“背叛祖国”。
台湾是妻子，因为我在这岛上从男友变成丈夫再变成父亲，从青涩的讲师变成沧桑的老
教授，从投稿的“新秀”变成写序的“前辈”，已经度过了大半个人生。几乎是半世纪前，
我从厦门经香港来到台湾，下跳棋一般连跳了三岛，就以台北为家定居了下来。其间虽然也
去了美国五年，香港十年，但此生住得最久的城市仍是台北，而次久的正是高雄。我的《双
城记》不在巴黎、伦敦，而在台北、高雄。
我以台北为家，在城南的厦门街一条小巷子里，“像虫归草间，鱼潜水底”，蛰居了二
十多年，喜获了不仅四个女儿，还有廿三本书。及至晚年海外归来，在这高雄港上、西子湾
头一住又是悠悠十三载。厦门街一一三巷是一条幽深而隐秘的窄巷，在其中度过有如壶底的
岁月。西子湾恰恰相反，虽与高雄的市声隔了一整座寿山，却海阔天空，坦然朝西开放。高
雄在货柜的吞吐量上号称全世界第三大港，我窗下的浩淼接得通七海的风涛。诗人晚年，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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