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时老舍的报酬是不错的。每月可以拿到一百多块钱，而一份肉丝三个油撕火烧，一碗馄饨带沃两个鸡子，不过是十一二个铜子就可以开付。老舍后来说：“我很可能终身作这样的一个人：兢兢业业地办小学，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，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，如是而已。”但是“五四”运动爆发了。
他的心灵自此变了，敢于怀疑孔圣人！他懂得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。”反帝国主义使他感到中国人的尊严，中国人不该再作洋奴。这两种认识就是他后来写作的基本思想与情感。而最后，“五四”运动打断了文人腕上的锁铐——文言。新的思想，新的感情，还有新的语言。
他最爱母亲，时代却使他成为逆子。廿三岁那年，母亲偷偷为他订了婚，为了退婚，他与母亲着了很大的急，又请来三姐为他说情。廿七岁，他上了英国，母亲七十大寿的日子，他远在异域，母与子，隔着千山万水，眼里都含了泪。
去国半年，他开始想家，想国内所知道的一切。“那些事既都是过去的，想起来便象一些图画，大概那色彩不甚浓厚的根本就想不起来了。这些图画常在心中来往，每每在读小说的时候使我忘了读的是什么，而呆呆地忆及自己的过去。小说中是些图画，记忆中也是些图画，为什么不可以把自己的图画用文字画下来呢？”老舍说：“我想拿笔了。”
用钢笔写在三个便士一本的作文簿上，闲着就写点，有事便把它放在一旁，漓漓拉拉地写了一年，就这么简单，他完成了第一部作品《老张的哲学》——那本写得不甚整齐的作文簿，现在还能找得到吗？
给同住的许地山看了，他笑得不亦乐乎，撺掇他寄到国内去，三个月后，《老张的哲学》在《小说月报》上发表了，老舍到中国饭店吃了顿“杂碎”，犒赏自己。然后是《赵子曰》、《二马》。
那时，老舍正在伦敦大学的东方学院任教，学生里，有两位七十多岁的老人，最小的十二岁。有的学生学语言，有的念书，有的要得学位，有的念元曲，有的是要往中国去先学几句中国话……很少有两个学生恰巧学一样东西的。一个人一班，他便一天忙到晚；学院来者不拒，老师就得昆乱不挡。而他的大部分小说都是在图书馆里写的，因为这里清静啊，抬头还可以看见一片空地，有些花木，象个小花园。十几年后，他仍然希望着“有机会再到伦敦去，再在这图书馆里写上两本小说！”
他对人生其实要得极少极少，一个家，一个写作的地方，一些花草，一些小动物，便觉得人生再无遗憾。
他是勤谨的人。“除了星期日或有点病的时候，我天天总写一点，有时少至几百字，有时多过三千；平均的算，每天可得二千来字。”却又绝不精制滥造。他不肯轻易失信：只要答应了写稿子，他就必定写。曾有人向他约稿，他随写随放弃，最后走投无路，索性把几万字的碎字块给寄过去，证明自己不是不写，实在是写不出——他面面俱到，谁的心都怕伤，谁的面子都怕得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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