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说他生命中有三次，他快活得连话也说不出，心里笑而泪在眼圈中。第一次是看到自己的第一本书印出来；第二次是他的小女刚刚学会走路的时候，他离家两三天，刚一回家，她便晃晃悠悠地走来，抱住爸爸的腿不放；而第三次，是在汉口，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开筹备会的那一天。
他是真正心甘情愿为国家“略尽绵薄之力”——只有在他身上，这才不是一句客套话。大后方重庆，梁实秋在写《雅舍小品》，张恨水在写《八十一春》，而他，写了一本一本抗战题材的小说和剧本：《四世同堂》、《火葬》、《国家至上》……
他也承认“抗战文艺，谈何容易”，他也说：“象《火葬》这样的东西，要是搁在抗战前，我一定会请它到字纸篓中去的。”我们却在这些垃圾作品里看到他一颗纯掣的赤子心。仿佛字字句句都在说：“对不起，我只是文人，我没法子扛抢打仗，可是，为了这个国家，我尽力了……”——他抱歉地、忧愁的笑容。
而后半生，他几乎所有的作品，都是出于这原因吧。
一直以来，他爱中国，却又觉得它没指望，可是突然间，新天新地新人间了。他又一次欢喜得要掉泪，又象写抗战文艺一样，他以写作的方式来紧跟形式，来报效祖国。
政府整治龙须沟，他便赶紧写《龙须沟》；提倡妇女就业，他就拿出一本《女店员》；为了反映“三反五反”，他五易其稿，诚心诚意地捧给大家看，认真聆听每个人的七嘴八舌，然后修改得面目全非，第三稿，是个吓死人的五幕稿……到最后，他说：“里面一句我自己的话也没有了。”仍然是淡淡的，微微苦涩的笑，象沏过太多遍的茶，一无火气。
《茶馆》就是这么来的。起先只想写一本配合宣传宪法的戏，戏未整好，大形势已变，戏已就成了一迭废纸。却有一幕戏，令每个看过的人：导演、演员……都不能忘，他们建议老舍把这个故事写出一部独立的戏。老舍的回答在当时或许入情入理，却让后世的人愕然，他说：“那就配合不上了。”
《茶馆》不是一部慷慨激昂可歌可泣的戏，只是让人恻然、惨然、悯然，偶尔会有凄凉的笑，是大时代里小百姓里不能不承担的命运。——但我不知道《茶馆》算不算出色，虽然它如此深入人心，是北京人艺的代表剧目，可是——一部没有悬念情节的戏、一部让人完全不想知道“后来发生了什么”的戏、一部简直变成北京人艺的专利，其他省市剧团一概不演的戏——我不知道它算什么。
如果写成小说会不会更好呢？象老舍的《我这一辈子》或者《骆驼祥子》，他笔下的人生太卑微，原是不能在舞台上轰轰烈烈出演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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