千百年来，中国的老百姓总是希望过上富裕的日子，祈富是他们毕生的追求。给儿子取名字也带有浓厚的祈富色彩，譬如富贵，进财，来金，旺崽，满仓等等，不一而足。然而，历朝历代，富人总是少数或极少数；绝大多数的人，只能望富兴叹，与富无缘。
祈富不遂，盼富不至，便转化为仇富。“穷生虱子富生疮”、“钱多必遭天祸”等等，都是咒骂富人的。祈富与仇富共生，仇富与祈富并存，成为一种畸形心理，根植于老百姓的心灵深处，根植于社会的广大层面，绵延不绝，世代不泯。
因而，古代贤哲说：民不患寡而患不均。于是，“均贫富”就成了历次农民起义最响亮、最深入人心的口号。此旗号一打出，立时一呼百应，纷纷拿起武器，扑向富人，杀富而济贫。一批富人人头落地，财产被瓜分，又形成新的富人阶层，周而复始，直到今天。
祈富——仇富——杀富，递进，循环；再递进，再循环，以至于成了普遍规律，始终走不出这个怪圈。
人类走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之后，就有了主观的追求和向往。中国古代先贤把这种追求和向往的目标概括为“小康”和“大同”。小康在更多的意义上，是针对个体而言的，就是过上富人的生活；而大同则是共同富裕，是终极目标。所以，小康是比较现实的目标，大同则显得虚无缥缈，遥不可及。从这种意义上来说，祈富原本无可厚非，它是人们积极进取、努力奋斗的原始动力和精神支撑。但仇富、杀富却是由它派生出来的两只恶果。革命的目的是要去掉它们，而革命的手段却又是往往使用它们，也就是所谓的“用战争消灭战争”，让人不知作何想头。
使用和平方式实现小康，使绝大多数人能过上富人的生活，正被我们实践着，奋斗着，中国老百姓千百年的追求与梦想，已经曙光在现。然而，三大差别中除了工农差别缩小了之外，城乡差别、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不仅没有缩小，反而日趋扩大，着实令人担忧。
上世纪80年代以后，中国又出现了一个富人阶层。这个阶层鱼龙混杂，有相当一部分人借社会转型、市场经济还不完善之机，依靠制假售假、偷税漏税、对资源的无序掠夺、甚至坑蒙拐骗，完成了原始积累，一夜暴富。这个阶层无疑处在被“仇”之列；最终是否会被“杀”，不得而知。
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，导致了两种经济社会形态的畸形并存，教育、医疗、就业、致富等等优势资源都倾斜在城市这一头，被城市人所占有，农民的仇富心理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。失业人员的居高不下，求学、求职、购房、医疗的巨额负担，分配不公，贫富悬殊，人口膨胀等等，都潜在着极大的危机。这些都助长着社会仇富心理的量变，让人不敢去深思细想。
面对中国人口众多、地大物已不博的国情，经济制度完全私有化是行不通的。关乎国计民生的经济命脉，必须牢牢地掌握在国家手中，以使国家统筹兼顾。必须使用经济的、法律的、行政的诸种手段，遏止两极分化，在最大程度上缩小贫富差距，使绝大多数人都过上小康生活，才能避免历史上无数悲剧的重演，走出“祈富——仇富——杀富”的怪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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