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“说史”来称谓阎崇年、易中天等先生的历史类学术讲演，似乎有将他们与连阔如、单田芳、刘兰芳等先生的“评书”类比之嫌。当然，区别也很明显，比如前者说的基本属于历史，后者说的则是《水浒传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岳飞传》、《七侠五义》之类的文学作品。又比如后者基本是演说前人的本子，前者则是创造，蜂拥出版的作品都属于自己的著作权。但是，如果仅从这些就判定学术家独树一帜，仪态高远，则有些独断。事实上，这些学术家对历史的学术讲演，借用了评书家的文学手段，已经从“正史”的规整演绎转变成评书化的“说史”阶段，再称其为“正说”历史未免有拔高之嫌。
评书家的盛时在上一世纪的80年代。时代的变迁与文学饥渴，无疑是其兴盛的重要前提。评书家演说虚构本事的文学手段，也是成功的重要因素。一方面，他们重新复活了古代文学中最具戏剧化和民间特色的作品。另一方面，评书家以完全通俗的语言，在假扮故事中人、模拟故事中，为听众表演出了热闹的江湖场景。其三，则是文学演义与传说野史结合一体，原本的小说本来虚构，再加上些胡扯也算不了什么。
20年后的今天，演讲历史的学术家隆重登场。只是所依赖的媒介由评书家的广播变成了电视，而且是覆盖率无出其右的央视；而演讲的内容，尽管不是纯粹的虚构文学、剑侠飞仙，却是比剑侠飞仙更有气象、更具震撼力的乱世枭雄、帝王将相。在电视台固定的45分钟，演讲者将这一时段拿捏得像一节电视连续剧，该有的起点高潮起承转合，都丝丝入扣。这既是演讲者的电视戏剧化表演，也依赖演讲者所选择的“悬疑”情节和“解密”焦点。比如《正说清朝十二帝》，比如《品三国》，每一节演讲都选定一个或多个疑案——听学术家们的演讲，仿佛是看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《东方快车谋杀案》。“正史”的演绎，于是有了足够的戏剧成分。
不得不指出的是，电视演讲的学术家，对“正史”的解析，并不囿于正史上那些资料。事实上，他们演讲的焦点，犹如吸盘，来自正史、野史与民间传说的各种资料都被吸引过来。尽管结论也许正确，人们的认知一定程度上得以廓清，而其演说中对各种史料拼贴、佐证和辩驳，让你相信光怪陆离的文学叙事在这里获得了表演的舞台，就像我们在阅读上一世纪80年代一些先锋文学家的小说，阅读等于是在完成对无限可能的发现。当然，不像学术家心心念之于正确的结论，先锋小说更关心过程而已。
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年代，重新认识历史无疑是一种进步，也是传统文化进入当代生活的重要基础。但是，成为风尚、尤其是突出快感过程的“说史”，究竟是借助文学将历史娱乐化，还是真的在廓清历史？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，这样的“说史”，又能告诉你怎样的历史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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