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9年的夏天，我利用大一的暑假赶往南京修改一篇报告文学。
改完稿子回去时，我在天津下了火车，那时，他的妈妈大学毕业分配在天津工作。我在天津不敢久留，到后第三天，便准备赶回北京上课去了。真巧，这一天，小铁呱呱坠地了。他比预产期提前了21天，急不可耐地来到了这个世界上。整整一个上午，由于缺氧，肚子里的孩子和妈妈一起在痛苦地折腾，疼得他的妈妈不时在叫唤，我坐在医院的走廊里都能听见，坐立不安。一位女医生最后从产房里走了出来，手里拿着一张纸，走到我的身边，对我说让我在那张纸上签字。我看了看纸上的说明，是要保大人还是保孩子？我说当然是要保大人了，医生说那孩子可就生死不保了，作为产妇的家属，你必须要在上面签字。21年过去了，如今小铁已经平平安安长大成人，但那个女医生的话“孩子可就生死不保了”总也忘不了，那是一个小小的生命呀，她却说得那么冷漠，好像在说一个西瓜的生熟不保那么简单，而我那么老实听话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，竟然置生死于不顾，完全把孩子放在了一边。
整个一个上午，我在医院弥漫着来苏水味儿的走廊里如坐针毡。产房只隔着一扇门，却隔着一道鬼门关似的，给我一种生死未卜的恐惧和期待。不时会传来产妇的号叫，也有婴儿的啼哭声从门里面荡漾出来，每一种声音都让我有撕心裂肺的感觉。
一直到下午两点多一点的时候，医生出来了，告诉我母子平安，是个男孩。他一生下来，就被送到了保温室。一连几天过去了，他还在保温室里被监护着。开学的日期已过，我不能再久留医院，只好和小铁做还没有见过面的分别。医生很理解我的心情，破例允许我到保温室里看一眼孩子。当医生从一个个抽屉一样的保温箱里把孩子抱出给我看时，说了一句：“眉眼挺周正的。”我那时看不出他的眉眼有什么周正不周正，只觉得他很小很小的样子，就像一个暖水瓶大，一双大眼睛不知在望着什么地方，小小的胳臂上正打着吊针，忽然让我的心里涌出很疼的感觉。如果这时医生再让我在“保大人还是保孩子”或“孩子生死不保”的纸上签字，我是不会那么轻易就签字的了。
等我再见到孩子的时候，他躺在家里的床上，已经比在保温室里大了许多，一双大眼睛很明亮地扑闪着，只是不看我，而望着天花板，不知那上面有什么有趣的东西值得那么盯住了死死地看。而再一次到天津见到他，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他扶着床边慢慢在蹭，正在学走步。那时他和床差不多高，睁大眼睛望着我，任凭他妈妈和屋子里其他人告诉他这是你爸爸，使劲地让他叫我爸爸，他就是咬紧牙一言不发，显得我俩彼此都是那样的陌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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